Posted by 要害詞：吳宓 周絢隆 《紅樓夢》 古典文學 四年夜名著
吳宓（1894—1978），字雨僧，陜西涇陽人。吳氏為涇陽富家，據吳宓本身回想，他們這一支共有十家，都比擬富有，“諸家之富，悉由貿易”。因商致富的吳氏，對後輩教導頗為器重。吳宓的生父和嗣父（實為獨一的親叔父）都受過傑出的教導，其嗣父還曾游學japan(日本)。到了吳宓，更是青出于藍。他于1911年以高分考進清華書院，1916年結業。第二年赴美留學，進步前輩進弗吉尼亞年夜學英國文學系，次年轉進哈佛年夜學比擬文學系進修。1921年結業回國后，先后在西北年夜學、西南年夜學任教。1925年應聘回到母校清華年夜學。1937年抗戰迸發后，隨校南遷，執教于長沙姑且年夜學、東北結合年夜學。1946年受聘為武漢年夜學外文系主任。1949年到重慶，幾經輾轉，進進東北師范學院，從此長居北碚。
吳宓既是學者、詩人，又是翻譯家和教導家，還曾持久掌管《學衡》雜志和《至公報·文學副刊》的編纂營業。他精曉中、西古典文學，雖以西洋文學為專門研究，但在文明上又持光鮮的平易近族態度。這讓他在二十世紀風起云涌的中國汗青舞臺上，成了很是奇異的存在。
作為學者的吳宓，最不克不及讓人疏忽的是他在紅學範疇的影響。甚至可以說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，對通俗民眾來說，“吳宓傳授”和“有名紅學家”一度是完整畫等號的。在專門研究文明圈以外，普通人了解他重要是由於紅學。明天要會商吳宓的紅學進獻，必需得把他放到二十世紀紅學研討的年夜佈景上去察看，才幹有比擬客不雅的評價。
二十世瑜伽教室紀三十年月的吳宓
二十世紀七十年月的吳宓
吳宓師長教師暮年常常瀏覽的《增評補圖石頭記》書影（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）
一
吳宓最早接觸《紅樓夢》，是在虛歲十四歲的時辰。據《吳宓自紀年譜》記錄，1907年他十四歲的時辰：
仲旗公（筆者按，指作者嗣父吳建常，時改過疆赴丁憂回）帶回之行李中，有《增評補圖石頭記》一部，鉛印本，十六冊，宓見之年夜喜，趕即瀏覽。并于夜間，伏衾中枕上，燃小火油燈讀之。每日夜可讀五回至六回。故得于來歲正月中旬（宏道下學期開學前）讀畢全書。（《吳宓自紀年譜》第74頁）
“宏道”指陜西宏道高級書院，吳宓那時在該校唸書。時隔六十年后，吳宓在1968年1月29日的日誌里，還不忘那時的情形：“六十年前此日，方遭祖丁憂，侍父鄉居，宓始讀《石頭記》未至半也。”1908年，宏道高級書院開學以后，吳宓又“借得前半部木刻小冊《石頭記》，課余恒讀之，甚欣快”。從此，他就與《紅樓夢》結下了不解之緣，此書不單充任過別人生的精力指引，並且在特定的時辰，還成了他感情依靠與宣泄的對象。特殊是1949年以后，瀏覽《紅樓夢》更成為他精力生涯很主要的一部門。
吳宓對《紅樓夢》的酷愛連續了平生，他不單反復瀏覽，並且能熟背120回的回目。1915年9月14日，他在日誌里寫道：“中國寫生之文，以《史記》為最工，小說則推《石頭記》為巨頭。”他經常以《紅樓夢》為參照，來思慮文學與人生中的題目。如1919年8月31日日誌中，評論英國作家薩克雷的作品時說：“而Thackeray則酷似《紅樓夢》，多敘王公朱紫、名媛佳人，而社會中各類事物情形，亦莫不廣泛，處處合竅。又常用蘊藉，褒貶寓于言外，深微婉摯，冷靜高華，故上智之人獨推尊之。”1938年10月16日日誌中說：
二旬日得鳧公十七日重慶函：述人生公私鉅細皆相欺相凌。吾輩眼中之弱者，受吾輩之垂憐培植者，轉眼已變為強者，而欺負別人矣。宓按宓所見之J、K、王友竹、秦善鋆等，皆屬此類。宓回念生平所行所施，能不悲傷痛悔也耶!且宓由此更知《石頭記》之所以巨大。夫寶玉之于男子，崇敬愛惜可謂極矣。顧其夢游太虛幻景時，竟目睹諸多漂亮之男子登時化為可怖之魔鬼前來追逐吞噬，寶玉急逃。蓋即表示作者類此之不雅感罷了。嗚呼，人生如孽海乘筏，惟宗教為一線之光亮燈耳。此最真至之人生不雅也。
相似如許的群情，在《吳宓日誌》中簡直到處可見。
1949年之前的吳宓，既是《紅樓夢》的忠誠讀者，又是有影響的紅學研討者和受接待的紅學傳佈者。他關于《紅樓夢》的重要研討結果都是這一時代完成的，并且還做了情勢紛歧的演講，在民眾中普及紅學。這些都奠基了他作為有名紅學家的位置。此后，由于政治周遭的狀況和文明生態的轉變，作為紅學家的吳宓抽像在不竭褪色（此后他不再頒發有關紅學的文章，也未公然舉行紅學講座），但作為《紅樓夢》忠誠讀者的吳宓卻表示得加倍固執，瀏覽《紅樓夢》成了他后半生精力生涯很主要的一部門。這時辰，中國社會產生了天崩地裂翻天覆地的變更，素性敏感的吳宓，面臨新周遭的狀況有各種的不順應，《紅樓夢》在給他暖和的同時，也經常觸發他的出身之感。
1951年7月3日日誌寫道：“又讀《石頭記》，涕零不止。”5日“下戰書臥讀《石頭記》，涕零”。1955年10月5日說：“回舍，倦甚。讀《石頭記》，彌覺其語語深至，字字精當。”1956年5月31日，擬1935年《懺情詩》作《悼亡詩》云：“曾賦懺情未悼亡，為君才斷逝世生腸。生平好讀《石頭記》，冤債償清好散場。”同年7月22日日誌：“下戰書讀《石頭記》寶玉受責(33等回)，憶1907在鄉宅家中情況，悲哽不止。即至書中及敘情之處，亦皆淚下如綆。”9月9日：“偶翻《石頭記》，重讀抄家一段，流淚不止交流。” ……
1966年是新中國汗青上一個特殊的年份，吳宓蒙受著宏大的心思壓力，為了追求撫慰，開釋壓力，他更是頻仍地瀏覽《紅樓夢》。1972年，吳宓將《增評補圖石頭記》借與江家駿，使得本身無書可讀，乃于4月18日“背誦《石頭記》回目（不缺）”。4月22日“默誦《石頭記》120回目數過”。這年12月2日，吳宓借得新版鉛印的一部《紅樓夢》（高低二冊），遂持續瀏覽，到19日已讀至第七十八回，接著此書被林昭德借走，瀏覽中止。到1973年2月13日，吳宓才取回被借走的《紅樓夢》下冊，“自七十八回起，續讀”。昔時8月1日，年近80的吳宓，三更醒來，仍能“背誦《石頭記》120回目完”。
1949年以后，吳宓很少在報刊上公然頒發作品，固然也寫過有關紅學的文章，卻因各種緣由沒能頒發。面臨一系列活動所形成的壓力，他簡直把《紅樓夢》當成了本身的精力伴侶，在孤單、寂寞、傷感、壓制的時辰，經由過程瀏覽它來追求安慰。
二
作為學者，吳宓對紅學的進獻重要表示在兩個方面：一是撰寫文章，闡述《紅樓夢》的價值和成績，剖析作品里的人物；二是舉辦演講，推行普及《紅樓夢》。他與其他紅學專家最年夜的分歧，就是不把本身封鎖在書齋中，而常常走近民眾，與大師分送朋友他對《紅樓夢》的思慮。特殊值得留意的是，他最後走上紅學研討的舞臺，也是從一場演講開端的。
1919年3月2日，尚在哈佛留學的吳宓，依據哈佛年夜學中國粹生會的設定，做了一場關于《紅樓夢》的演講，次年他把此次演講的內在的事務收拾后，以《紅樓夢新談》為題，分兩期頒發在《民氣周報》上。這是吳宓正式從事紅學研討的開端。據《吳宓自紀年譜》記錄，為了預備此次演講，他在昔時一月初即寫好了講稿。
1921年2月28日，波士頓的中國留先生，為了給國際華北水患受益者捐獻，專門舉行了一場晚會，接待本地的巨賈富商。晚會上，女留先生們扮演了一場《紅樓夢》啞劇，由吳宓擔任撰寫了英文節目單和啞劇闡明。為了擴展宣揚，此前數日，吳宓還被派往《波士頓禮拜日郵報》社，由他口述，對方記載，并選擇了“《石頭記》書中‘最熱鬧的戀愛排場’，逐字逐句直譯出原文，而彼寫錄”，最后頒發在該報2月27日第40版。吳宓之所以能擔負此任，與他前年那場講座的影響分不開。
1921年回國后，吳宓先后以《學衡》雜志、《至公報·文學副刊》為平臺，時常組織頒發并親身撰寫有關《紅樓夢》研討的論文和書評。
後面說過，吳宓的紅學實行有個特色，就是他把專門研究研討與民眾傳佈一直聯合在一路。據沈治鈞《吳宓紅學講座述略》統計，“自1919年二月在波士頓（Boston）首開記載，至1963年暮春在重慶悄然掃尾，在四十四年間，吳宓年夜約開設了七十多場業余性質的紅學講座”。這個數字還不包含因吳宓日誌殘破能夠被漏掉的講座次數，以及吳宓在非正式場所給他人講授《紅樓夢》的情形。吳宓舉行紅學講座的岑嶺在抗日戰鬥后期，“即1942年至1945年的四年間，共43場”。與之響應的是，吳宓最主要的紅學文章，除了晚期的《紅樓夢新談》外，也年夜都撰寫和頒發于這一時代。在抗克服利的這一年，吳宓頒發的紅學論文最集中，合計六篇，占其所有的已知紅學論文的三分之一。假如拿《吳宓日誌》來停止驗證，這個結論是可托的。
抗戰時代，作為東北聯年夜傳授的吳宓，不單應社會各界之邀四處小樹屋演講紅學，還與聯年夜喜讀《石頭記》的師生組織了“石社”，按期繚繞《紅樓夢》聚首會商，并把大師研究的文稿裝訂成冊，落款《紅樓夢研討集》，放到藏書樓閱覽室供人參閱。惋惜聯年夜三校復員的時辰，吳宓適在成都燕年夜，將改赴武年夜任教，這部集子無人關懷，不知流浪何方，如能保存上去，將是一部主要的紅學文獻。
三
要對吳宓的紅學研討做出客不雅的評價，必需得把他放到二十世紀中國紅學史的年夜佈景下去考核。
縱不雅二十世紀的中國紅學史，既經過的事況了新、舊紅學的轉型，新紅學又經過的事況了“自傳說”“階層斗爭說”和所謂“曹學”三個階段的成長。吳宓的紅學研討正處在新、舊轉型的要害時辰。拋開概況景象非論，新、舊紅學論爭的焦點實在只要一個，那就是《紅樓夢》究竟是寫什么的。繚繞這個題目，舊紅學采取索隱的方式，經由過程比附聯想，盡力在實際汗青中找尋謎底；新紅學則采取考據的方式，重視用汗青文獻（包含版本）來證實該書是曹雪芹的自傳，其繼續者則進而把留意力完整放到曹雪芹門第的研討上，成長出了所謂的“曹學”。就方式而言，他們實質上都是做本領考據，只不外推論的根據有客觀和客不雅的差異。是以，考據的方式在二十世紀紅學研討中一向居于主流位置。
吳宓研討《紅樓夢》，一開端就保持文學批駁的態度，並且有比擬文學的視野。這從《紅樓夢新談》就可以看出來，該文用哈佛年夜學曼格納迪爾（G.H.Maynadier）博士剖析菲爾丁長篇小說《湯姆·瓊斯》時，所回納的優良小說應具有的六個方面為實際根據，初次對《紅樓夢》的藝術成績做了周全的闡述。1967年2月1日，他在交接資料中回想道：“（哈佛演講）用西洋小說法程（道理、技巧）來權衡《紅樓夢》，見得處處精上，結論是：《紅樓夢》是一部巨大的小說，世界列國文學中未見其比。”他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頒發的一系列紅學文章，都是從比擬文學的視野動身，保持用文學批駁的方式寫成的。
1928年1月9日，吳宓在《至公報·文學副刊》頒發了《紅樓夢本領辨證》一文。此時新、舊紅學的分野曾經構成，但吳宓對索隱派的各類結論和“自傳說”都不認同，他保持將藝術性放在首位來考量：
以吾人之見，《石頭記》一書乃中國第一部鉅細說，其藝術功夫實臻完美。其作成之汗青及版本之源流，固應詳為考定，然此乃專門學者之業。通俗人士，只應該原書作小說讀，而批駁之者亦應以藝術之目光從事。即便《紅樓夢》作者對于種族、國度心中偶有感歎，其描述人物亦有底本，間參一己之經歷，然寫進書中，必已洗心革面，形成一完密通明之幻景，而不留殘餘。尋根覓底，終無所益。是故蔡元培氏之《石頭記索隱》，以及類此之書，實由受排滿反動思惟之影響，而比附過分，近于穿鑿。胡適氏之《紅樓夢考據》，則又受浪漫派表示自我及寫實派重視描述實跡之影響，以為曹雪芹之自傳，殊屬果斷。
這段文字在明天看來，仍有振聾發聵的感化。在1945年4月1日《成都周刊》第4期上頒發的《紅樓夢之人物典範》附語中，他再次申說了這一不雅點：
吾人不廢考證。然若專治考證而不為義理詞翰，即只務追求并斷定某一零碎之現實，而非論所有的之思惟及中涵之義理，又不克不及表示與創作，則不免難免小年夜輕重倒置，而墮于一偏無用及鄙瑣。此本日歐美年夜學中研討文學應考博士之軌制措施之通病，吾國近年學術界亦偏于此。吾人對于準確謹慎之考據任務，固極敬仰。然尤看國中人士治中國文哲史學者，能博通淵雅，綜合一向，立其年夜者，而底于至善。夫考證、義理、詞翰，三者應合一而不成分別，此在中西新舊之文哲史學皆然。吾人研討《紅樓夢》，與吾人對一切學問之立場，固完整雷同也。
不幸的是，他七十多年前所批駁的這種繁瑣考據之弊，在當今的學術研討中反而愈演愈烈。
從方式論的角度看，在二十世紀的《紅樓夢》研討中，最早采用文本批駁方式的是王國維。1904年6月他在《教導世界》雜志上頒發的《紅樓夢評論》，初次應用叔本華的哲學實際，對《紅樓夢》做了體系評析。只不外他的剖析東西是哲學，評論也更著重于哲學方面。真正從文學批駁的角度研討《紅樓夢》，開風尚的應當是吳宓。吳宓固然在文明選擇上偏向古典主義，誇大平易近族態度，但其文學研討卻具有世界目光，並且保持藝術本位。在他之后，王昆侖、蔣和森、舒蕪等，都走這條路。1954年異軍崛起的“兩個大人物”，他們提出的“階層斗爭說”，應用的也是文本批駁的方式。與索隱派和自傳派比擬，他們更追蹤關心《紅樓夢》作品自己，有其積極的一面，只惋惜所用的東西有題目。比擬較而言，吳宓所選的途徑是最值得確定的。特殊是在考據紅學已墮入嚴重危機的明天，我們更應當倡導用文學批駁的方式來切磋這部巨著。
四
從頭審閱吳宓在二十世紀前半期頒發的一些紅學不雅點，我們發明他對良多題目的見解頗具感性。拋開那些見仁見智的藝術剖析和人物評論不說，從紅學史的角度看，吳宓有四個方面的不雅點值得確定。
第一，吳宓最早留意到《紅樓夢》有作者自寫的成分，提出了“自況說”。
在1919年1月寫成的講稿《紅樓夢新談》中，他說：“賈寶玉者，書中之主人，而亦作者之自況也。”該文1920年3月頒發的時辰，胡適還沒有撰寫《紅樓夢考據》的預計。在亞東藏書樓汪孟鄒、汪原放叔侄的反復發動下，胡適到1921年3月才脫手寫成了此文的初稿。遺憾的是，吳宓并沒有對他的這一不雅點進家教一個步驟睜開闡述，所以其影響不如胡適在《紅樓夢考據》中提出的“自傳說”年夜。從方式論的角度看，胡適重證據的迷信考據終結了索隱派的猜謎游戲，確切功不成沒。但他的“自傳說”把作品中的主人公與作者硬畫等號，則將考據紅學引向了逝世胡同。在他之后，有一批學者繚繞曹雪芹出身、本籍、舊居、墓碑睜開的會商，更讓我們見證了這一派末流的各種荒謬。實在當《紅樓夢考據》作為亞東版《紅樓夢》的媒介出書以后，學術界就有一些質疑的聲響。前舉《學衡》雜志上黃乃秋、繆鳳林的文章就是證實。吳宓在《王際真英譯節本紅樓夢述評》中，也對其提出了批駁：
惟從古中西巨大之小說，雖亦本于作者之經歷，然其著作成書，決非以自傳為目標及方式者。故謂《紅樓夢》一書直為曹雪芹之自傳，殊屬果斷過錯。蓋不知Fiction與History之別。又不知Dichtung與Wahrheit之別。
這其實是見道之言。比擬之下，“自況說”的提出充足尊敬了小說文本的虛擬性特征，又確定了作者借小說人物表示自我的現實，顯得更為光滑油滑、貼切。從學術史的角度看，評判一小我的進獻與成績，既要看現實影響的鉅細，也要看附近的結論是由誰最先提出來的，誰的不雅點更公道。面臨考據紅學明天的各種亂象，我們應當從頭熟悉吳宓“自況說”的價值。
第二，吳宓應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家教圖的“一與多”之說剖析《紅樓夢》的內構造，早于余英時提出了“兩個世界”的不雅點；用該實際剖析《紅樓夢》中的人物，提出了“典範說”。
柏拉圖將統一類事物的實質界說為理念（即“一”），以為實際世界（即“多”）是對理念的詳細浮現和模擬，是以理念與實際世界的關系就是“一與多”的關系。在他看來。理念的世界是真正的的、實質的，實際的世界是幻化的、表象的。“一與多”的關系實在相似于中國晚期哲學里“道與萬物”的關系。
在1940年8月30日的日誌里，吳宓說：“按兩世界之說，為一切宗教、哲學、文藝之最基礎，固矣。然此兩世界者，是一是二，未可劃分。”在《石頭記之經驗》中，他又說：
宇宙人生，本有一與多之二方面。然一即具于多中，而一比多更為主要。故常人當洞識一多之關系，而處處為一努力。不雅念為一，物體為多。價值為一，現實為多。
在《石頭記評贊》中，他提出：“《石頭記》之義理，可以一切哲學最基礎之‘一多（One and Many）不雅念’解之。”并據此將太虛幻景看成“幻想（價值）之世界”，將代表人世的賈府、年夜不雅園看成“物資（感官經歷）之世界”，以為“《石頭記》唆使人生，乃由幻象以得擺脫（from Illusion to Disillusion）,即離開（迴避）人間之各種虛榮及苦楚，以求得降生間之真諦與至愛（Truth and Love）也”。吳宓劃分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太虛幻景，一個是年夜不雅園。在他看來，太虛幻景代表著“一”（即抽象的理念），而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曹雪芹則代表著“多”（即詳細的實際經歷），年夜不雅園是作者“寓多于一”發明出來的藝術世界。而在《石頭記之經驗》中，他似乎又修訂了本身的不雅點，提出：“《石頭記》書中，以太虛幻景示一之世界，以年夜不雅園與賈府示多之世界。”
二十世紀七十年月，余英時師長教師寫了《紅樓夢的兩個世界》一文，也提出了“兩個世界”的概念。他以為“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里發明了兩個光鮮而對照的世界。這兩個世界，我想分辨叫它們作‘烏托邦的世界’和‘實際的世界’。這兩個世界，落實到《紅樓夢》這部書，即是年夜不雅園的世界和年夜不雅園以外的世界”。余英時以為年夜不雅園是曹雪芹苦心運營的一片幻想的凈土，以與骯臟的實際世界絕對抗。顯然，他對“兩個世界”的劃分與吳宓并不雷同。但從《紅樓夢》的現實內在的事務來看，真正與年夜不雅園組成對照的恰好是太虛幻景，而不是所謂的“實際世界”，由於比擬于太虛幻景來說，年夜不雅園就曾經是塵凡世界了，園內世界與園外世界是相通的，沒有實質的差別。絕對來說，吳宓所劃分的兩個世界更能表現《紅樓夢》的內構造。
吳宓把“一與多”的不雅念用到對《紅樓夢》人物的剖析中，提出了“典範說”。在《紅樓夢之人物典範》中，他指出：
《石頭記》書中每一人物，各有其特性，而又代表一種典範。寓一于多，乃成巧妙，乃見真正的。所謂典範者，不分男女老小，不問個人工作位置，不別中西古今，綜合一切人而察看之，人之性格行事，以及其所以自地方以待人之方式，可最基礎區為若干類，每一類為一典範。
在《特性雖殊典範不異》中又說：
蓋凡詩與小說中之人物，皆兼具二重性情：既代表人類智愚善惡之一種典範，又專示某年紀某位置某個人工作等之一小我之特徵（簡曰特性）。特性雖殊，典範不異。
是以，他所謂的典範，實在就是某一類人的個性特征。關于人物典範性的會商，后來一度成為中國年夜陸文學實際研討中的主要話題。可以說，在對人物典範性題目的熟悉上，吳宓是探路者。
第三，在戀愛不雅方面，吳宓誇大精力之愛的主要性，以為“木石前盟”代表著戀愛之幻想，“金玉良緣”代表著實際的境界。
在《石頭記評贊》中，他寫道：
細察《石頭記》中所側重描述之戀愛，乃富于幻想之愛，乃浪漫或騎士式之愛（即斯當達爾《戀愛論》中所主意，又即費爾丁及沙克雷等人小說中所表示之愛），而非肉欲之愛（登徒子與《金瓶梅》便是：西書若Frank Harris之自傳亦是）。
在《紅樓夢新談》中，他從“一與多”的不雅念動身，對“金玉良緣”與“木石前盟”停止定性：
金玉乃其實之境界，木石則道理所應然。而竟否則者，金玉情勢殘暴，其價值純在表面；木石本錢平樸，而積聚才德于此中。金玉者人爵，木石者天爵；金玉者紅塵之浮榮，木石者圣哲之邪道。
“道理所應然”與“其實之境界”，即“一”與“多”的關系。在《石頭記之經驗》中他更明白地指出：“《石頭記》中，木石為一，金玉為多。……黛玉之殉情，寶玉之落發，皆守一而離多者。”在吳宓看來，只要經由過程“守一而離多”，人的性命價值才幹獲得升華。
在戀愛方面要做到“守一而離多”，吳宓以為動身點必需是忘我，也就是要舍己為人。他以為“賈寶玉之于戀愛，純是佛心：無我，為人，忘私，共樂；處處為男子預計，毫無無私之意存”（《石頭記評贊》）。如許，他從文學的態度動身，把對《紅樓夢》的熟悉晉陞到了哲學層面上，應當說具有相當的思惟高度。
第四，吳宓以為《紅樓夢》后四十回并非高鶚續書。
關于后四十回續書的題目，是由胡適最早提出來的。以高鶚為續書作者，也是胡適考據得出的結論。胡適的重要根據就是俞樾《小浮梅閑話》里的一段考據：《船山詩草》有《贈高蘭墅鶚同年》一首云：“艷戀人自說《紅樓》。”注云：“《紅樓夢》八十回以后，俱蘭墅所補。”然則此書非出一手。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，始乾隆朝。而書中敘考場事已有詩，則其為高君所補，可證矣。這段文字觸及兩個要害的題目：一是對張問陶詩注中的“補”字若何懂得；二是考場試詩的題目。按，“補”既有續補的意思，也有輯補的意思。而在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的博學鴻詞測試中，就曾考過五言排律《省耕詩》，可見考場試詩在乾隆以前并非沒有先例。胡適完整掉臂程甲本程偉元序、高鶚敘和程乙本“引言”所述的現實，也不斟酌文學創作的現實，僅順著俞樾的指引，果斷地以為程偉元和高鶚關于后四十回去路的闡明是故弄狡獪。吳宓在《石頭記評贊》中辯駁說：
吾信《石頭記》全書一百二十回，必為一人（曹雪芹，名霑1719—1764，其生平詳見胡適君之考據）之作。即有后人（高鶚或程偉元等）刪改，亦必到處增刪，前后俱略改。若謂曹雪芹只作前八十回（1—80），而高鶚續成后四十回（81—120）竟能天衣無縫，全部融會這般，吾不信也。欲明此說，須看本書全部之構造，及氣概情韻之逐步變更，決非截然兩手所能為。若其小處舛錯，及牴觸漏掉之處，則平常小書史冊所難免，況此虛擬之巨制哉。
吳宓沒有糾纏于後人某些只言片語的記敘，而是從文學創作的紀律和作品構造的完全性，來判定后四十回的作者題目，可以說捉住了題目的要害。1954年，中國年夜陸展開大張旗鼓的《紅樓夢研討》大量判活動，對胡適的資產階層唯心論停止了徹底清理，唯獨沒有對他關于高鶚續后四十回的說法表現過質疑。1955年1月22日，吳宓在四川省政協自願公然檢查了其演講《紅樓夢》的“過錯”，同時誇大他與胡適對《紅樓夢》的看法最基礎分歧，以為本身勝過胡適的有兩點：“宓主意（1）《紅樓夢》是小說，不是‘自傳’如胡適所說；（2）《紅樓夢》是曹雪芹寫成了一百二十回，但小有殘破，又有遺掉，后來高鶚、程偉元從事修補，而決不是如胡適所說，曹雪芹作成了第1—80回，高鶚續作出第81—120回，而連接得那樣好（此事不成能）！”1967年，吳宓在交接資料里再次重申了他的第二個不雅點。
進進二十一世紀，紅學界顛末沉著反思，以為對當事人程偉元、高鶚的自述不該該等閒否認，並且高鶚續書的證據并不充足——沒有任何干證，張問陶詩注中提到的“補”，應當就是程偉元序中講到的“截長補短”之意。別的，一部一百二十回的長篇小說，作者不成能已寫好了前八十回，還對后四十回沒有斟酌。是以，中國藝術研討院紅樓夢研討所自2008年起，將該所組織專家所有人全體校注的《紅樓夢》的作者簽名，由本來的“曹雪芹、高鶚著”，改成了“（前八十回）曹雪芹著/（后四十回）無名氏續；程偉元、高鶚收拾”。這個修改的提高之處是，尊敬了程偉元、高鶚的自述，恢復了他們的收拾者成分，同時在缺少資料支撐的情形下，把后四十回作者的位子先空出來，用“無名氏”臨時取代。承當此書出書的國民文學出書社，隨后也把該社其他版本《紅樓夢》的作者簽名，改成了“曹雪芹著/無名氏續；程偉元、高鶚收拾”。對比這種前后變更，我們不克不及不說吳宓對后四十回的立場有獨醒之明。
總體說來，作為學者的吳宓，對中西文學瀏覽甚廣，他雖曾以紅學名家，但留意力并不局限于紅學一隅；詩人的本性，讓吳宓更習氣于從理性的角度動身思慮學術題目，晦氣于建成周密的實際系統，結論多呈碎片化狀況；二十世紀五十年月以后的社會周遭的狀況，又令以守護傳統文明為己任的吳宓覺得觸處皆誤，沉默寡言，不再有新的論著頒發。這些都極年夜地影響了他紅學不雅點的傳佈，也影響了學術界對他在紅學史上位置的熟悉。明天，透過汗青的窗口往回看，在二十世紀紅學研討的年夜佈景下，我們盼望從頭審閱吳宓的紅學研討，對他的進獻做出客不雅的汗青評價。